原告：任某某，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漢族，住武漢市黃陂區(qū)，
委托訴訟代理人：鄔勇剛（特別授權代理），湖北圣青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武漢永利星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漢市江岸區(qū)金橋大道1號。
法定代表人：李靜，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魏亞鋒（一般授權代理），湖北林熙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訴訟代理人：葛曼洋（一般授權代理），湖北林熙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原告任某某與被告武漢永利星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永利星某公司）合同糾紛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本案依法適用簡易程序，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任某某及其委托訴訟代理人鄔勇剛、被告永利星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靜、委托訴訟代理人魏亞鋒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xiàn)已審理終結。
原告任某某向本院提出訴訟請求：1、解除任某某、永利星某公司2017年12月2日簽訂的《新車銷售合同》;2、判令永利星某公司返還任某某購車款674000元，并賠償任某某損失（車輛購置稅、保險等）64000元；3、判令永利星某公司賠償任某某三倍的購車款計2022000元；4、本案的訴訟費等費用由永利星某公司承擔。事實與理由：2017年12月2日，任某某到永利星某公司處購買車輛，當時任某某明確要求購買2017年新生產的寶馬X5新車，永利星某公司承諾有當年的新車。隨后，雙方簽訂了一份《新車銷售合同》，該合同約定：任某某向永利星某公司購買寶馬X5歐規(guī)新車，車輛實際成交價674000元。隨后，任某某向永利星某公司交付了74000元定金。2017年12月6日，任某某向永利星某公司交付了全部購車款后提到了新車。新車提到后，任某某即委托永利星某公司上牌，但永利星某公司一直以車輛海關方面的手續(xù)、發(fā)票等問題拖延，直到2018年1月25日才為車輛上牌?，F(xiàn)該車輛牌照號為鄂Ａ×××××。2018年2月，任某某在洗車時突然發(fā)現(xiàn)，該車輛的汽車銘牌被貼了兩層，隨后，任某某發(fā)現(xiàn)該車輛的《進口機動車輛隨車檢驗單》中標明的“提運日期2017年1月11日”與汽車銘牌標明的“制造年月：2017.03”嚴重不符。為此，任某某聯(lián)系了永利星某公司汽車銷售員張侃，但其未對上述問題作出合理說明。在協(xié)商無果的情況下，任某某投訴到了武漢市江岸區(qū)工商行政管理局，但在該局的協(xié)商下，雙方仍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任某某在購車時明確要求永利星某公司提供2017年的寶馬新車，但永利星某公司為達到銷售目的，偽造汽車產地、篡改生產日期、其行為已經嚴重損害了任某某的合法權益。為此，特具狀起訴，請法院支持任某某的訴訟請求。
被告永利星某公司辯稱，1、雙方于2017年12月2日簽訂《新車銷售合同》，約定永利星某公司提供一輛寶馬X5車輛，雙方對顏色、配置價款及維修價目進行了明確約定，永利星某公司從未向任某某承諾提供2017年新生產的寶馬X5新車，永利星某公司將符合任某某條件的平行進口汽車依法依規(guī)進口報關，并將隨車的貨物進口證明書、進口機動車檢驗單、車輛一致性證書、機動車銷售統(tǒng)一發(fā)票提供給了任某某，任某某也已經將該車在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進行了注冊登記，該車完全符合《新車銷售合同》的約定。任某某自2017年12月提取了該車并使用至今，從未對車輛的配置及顏色，性能、新舊提出異議；2、任某某在訴狀所述發(fā)現(xiàn)有兩張銘牌且銘牌標注制造年月與提單日期不符，永利星某公司并不清楚制造年月2017年3月的銘牌是否張貼在案涉車輛上，也不清楚銘牌的來源。永利星某公司提供給任某某的貨物進口證明書中已經明確顯示本案涉訴車輛出廠日期為2016年3月，該貨物進口證明書已通過微信告知給任某某，該證明書原件也已經由任某某用于車輛注冊登記及牌照領取，任某某已經知曉車輛的出廠日期，且公安交管部門根據(jù)汽車進口時銘牌標注的日期2016年3月辦理案涉車輛的注冊登記手續(xù)，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登記信息顯示案涉車輛出產日期為2016年3月。任某某提取車輛后已經使用超過半年，其訴稱發(fā)現(xiàn)一張制造年月2017年3月的銘牌，即便是真的張貼在涉案車輛，但系任某某使用車輛期間產生，與永利星某公司無關。雙方已經依據(jù)《新車銷售合同》完全履行了汽車買賣事宜，永利星某公司也未就出廠日期等欺騙任某某，請求駁回任某某的訴請。
經審理查明，2017年12月2日，任某某向永利星某公司訂購寶馬（歐規(guī)）X5一輛，雙方簽訂《新車銷售合同》，并對車輛的顏色、型號、成交價等作出約定。2017年12月25日，永利星某公司工作人員通過微信向任某某丈夫發(fā)送涉案車輛的貨物進口證明書，該證明書車輛信息中載明：“車輛識別代號：WBAKR0103F0M66170；產地：美國；出廠日期：201603”。
2018年1月7日，就涉案車輛開具機動車銷售統(tǒng)一發(fā)票，載明：“克羅迪X5越野車；車輛識別號：WBAKR0103F0M66170；產地：美國”。
2018年1月25日，涉案車輛辦理注冊登記，注冊登記信息欄中載明：“車輛品牌克羅迪X5；車輛識別號：WBAKR0103F0M66170；車輛出廠日期：2016年3月1日”。
另查明，2017年4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張家港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出具《進口機動車輛隨車檢驗單》一份，載明：“品名及型號：克羅迪X53.0L；車輛識別號：WBAKR0103F0M66170；入境日期：2017年1月22日；提運單日期：2017年1月11日；檢驗情況：1、一般項目檢驗合格；2、安全性能檢驗合格”。
案件審理中，任某某向本院提交的車輛銘牌上載明：“車輛識別號：WBAKR0103F0M66170；制造年月：201703；制造國：阿聯(lián)酋”。

本院認為，任某某在本案中以其在購車時明確要求永利星某公司提供2017年的寶馬新車，但永利星某公司為達到銷售目的，偽造汽車產地、篡改生產日期為由主張永利星某公司構成欺詐。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68條的規(guī)定，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對于任某某的上述主張，首先，任某某與永利星某公司簽訂的《新車銷售合同》中約定車輛品牌型號為寶馬（歐規(guī)）X5，雙方未在合同中對車輛出廠日期作出明確約定，任某某亦未能提交證據(jù)證實雙方以2017年生產的寶馬X5車為標的物訂立合同；其次，根據(jù)永利星某公司和任某某的庭審陳述，永利星某公司在展廳中展出的并沒有2017年生產的寶馬X5車,而永利星某公司工作人員于2017年12月25日將貨物進口證明書發(fā)送給任某某丈夫，該證明書上明確記載了車輛產地美國和出廠日期201603，任某某對此應為明知，任某某接收車輛，是其對永利星某公司交付行為的確認；再次，永利星某公司向任某某告知的車輛生產日期和產地與車輛實際信息一致，任某某提交的車輛銘牌并不影響永利星某公司履約行為的效力。綜上所述，任某某主張永利星某公司構成欺詐及其相應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jù)，本院不予支持。
據(jù)此，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第二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的規(guī)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任某某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5290元，減半收取計2645元，由原告任某某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以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照對方當事人的人數(shù)提出副本，上訴于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員 易鳴

書記員： 鄭一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