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粒粒豐農業(y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區(qū)九亭鎮(zhèn)中心路556號。
法定代表人龔鎮(zhèn)德,該公司執(zhí)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朱悅。
委托代理人郁華。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張某,住齊齊哈爾市龍江縣。
委托代理人郭世乾,住齊齊哈爾市龍江縣。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楊某某,住河北省秦皇島市昌黎縣。
委托代理人呂品政,黑龍江九蘊律師事務所律師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徐某某,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漢族,無職業(yè),住齊齊哈爾市龍江縣龍江鎮(zhèn)錦繡家園3號樓4單元501室。
委托代理人李主峰,黑龍江福峰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宮某某,住齊齊哈爾市龍江縣。

上訴人上海粒粒豐農業(y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粒粒豐公司)與張某、楊某某、徐某某、宮某某產品責任糾紛一案,不服黑龍江省龍江縣人民法院(2014)龍民初字第1940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理。本案現(xiàn)已審理終結。原審法院查明,楊某某1999年開始為其當?shù)氐膸讉€食品加工廠收購甜玉米,秦皇島市黎縣嘉榮食品廠(以下簡稱嘉榮食品廠)是其中一個客戶。2012年,楊某某與宮某某相識,雙方商談了甜玉米種植及回收事宜。2012年3月,楊某某委托河北省樂亭縣的時長平向粒粒豐公司購進金菲牌甜玉米種子1,500斤,并將該批種子以每斤40元的價格發(fā)貨給宮某某,要求宮某某在龍江縣推廣種植,然后由楊某某回收玉米棒,楊某某并為宮某某提供了蓋有嘉榮食品廠公章的空白合同。龍江縣居民劉曉東為宮某某聯(lián)系了張某、徐某某、案外人鄭慶學、張玉峰四人。2012年3月18日,宮某某以嘉榮食品廠代理人的名義(甲方),徐某某以其經營的龍江縣文明玉米種植專業(yè)合作社的名義(乙方),簽訂了甜玉米種植合同,合同約定:甲方為乙方提供金菲牌甜玉米種子(每斤40元);乙方種植面積500畝;玉米回收價格每斤0.45元;以及回收標準、種植要求等其他事宜。宮某某將1,500斤種子放置在徐某某處。2012年5月16日,徐某某(甲方、買方)與張某(乙方、賣方)簽訂甜玉米種植收購合同,合同約定:甲方為乙方提供種子1,300斤(每斤40元);甲方收購乙方采摘后帶皮青穗甜玉米420畝(每斤0.45元);甜玉米由乙方負責采摘,自負采摘費用;甲方負責運輸費用;以及回收標準、付款方式、種植要求等其他事宜。案外人鄭慶學、張玉峰自徐某某處領取種子,鄭慶學領取200斤種子,種植了60畝地;張玉峰領取100斤種子,種植了30畝地;徐某某自用100斤種子,種植了32畝地;其余種子1,100斤由張某領取,其在內蒙古扎蘭屯市浩饒山鎮(zhèn)浩饒山村種植350畝地。到秋后,因玉米桿矮、未結粒、沒有達到玉米棒出售標準,其收割成本高于收割后玉米價值,張某與宮某某在通電話時,張某承認畝產僅1000來斤,雙方就收割及賠償未達成一致意見,張某未收割涉案甜玉米。2012年9月6日,徐某某、案外人鄭慶學、張玉峰、姜銘輝(張某內弟),向龍江縣種子管理站反映涉案種子有質量問題。同日,徐某某向龍江縣公安局報案。2012年9月15日,龍江縣種子管理站聘請有關專家對龍江縣黑崗鄉(xiāng)西靠山村鄭慶學種植的玉米進行鑒定,鑒定意見:1、金菲甜玉米種子純度為88.01%,未達到國家玉米種子標準。2、玉米絲黑穗病發(fā)病率高達39.38%。3、該品種未經黑龍江省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測產結果為鄭慶學種植的甜玉米帶苞葉鮮果穗畝產400.02公斤,去苞葉鮮果穗畝產335.35公斤。2013年3月1日龍江縣公安局立案偵查楊某某銷售偽劣種子罪一案,2013年3月21日,龍江縣公安局委托東北農業(yè)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對金菲甜玉米種子的純度和發(fā)芽率進行鑒定,鑒定意見為:種子發(fā)芽率為73%,種子純度為87%。黑龍江省龍江縣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7日作出(2014)龍江刑初字第3號刑事判決書,以楊某某犯非法經營罪,判處其有期徒刑9個月,并處罰金20,000元。另查,齊齊哈爾地區(qū)甜玉米(帶苞葉鮮果穗)平均畝產量約為2,500斤。本案中,嘉榮食品廠未向楊某某出售玉米種子,未委托楊某某、宮某某收購甜玉米。原審法院認為,本案中張某實際領取的玉米種子,與實際耕種面積,雙方當事人各執(zhí)一詞,但涉案玉米種子總數(shù)1,500斤可以確定,徐某某、案外人鄭慶學、張玉峰各自使用種子合計400斤,可以認定張某使用涉案玉米種子1,100斤。徐某某、案外人鄭慶學、張玉峰各自使用種子與耕種畝數(shù)通過計算,可以認定三人平均每畝投入種子3斤多一點,龍江縣公安局對張玉峰的調查筆錄,種子管理站對徐某某、鄭慶學、張玉峰、姜銘輝(原告張某內弟)的調查筆錄,均體現(xiàn)張某實際耕種350畝,按玉米種子1,100斤計算,平均每畝投入種子3斤多一點,與以上三人的畝投入種子斤數(shù)基本一致。故可以認定,張某使用涉案玉米種子1,100斤,種植了350畝地。涉案玉米種子的生產商為粒粒豐公司,楊某某從粒粒豐公司購進種子,以每斤40元的價格通過宮某某在龍江縣推廣,宮某某未加價銷售。楊某某提供給宮某某嘉榮食品廠的空白收購合同,宮某某則以嘉榮食品廠代理人的名義與徐某某簽訂收購合同。嘉榮食品廠未授權給楊某某收購甜玉米,因此該合同的收購方應為楊某某,宮某某應為楊某某的委托人,其與徐某某簽訂合同,屬受委托行為。因涉案種子不符合國家質量標準,粒粒豐公司作為種子的生產商應對張某的經濟損失承擔賠償責任,楊某某銷售未經審定的種子,未進行相關試驗就將種子銷售到龍江縣進行推廣,主觀上存在一定過錯,故應對粒粒豐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宮某某僅是楊某某的委托人,不應承擔賠償責任。徐某某雖與張某簽訂了玉米種植收購合同,但徐某某將種子交給張某仍為每斤40元,未加價銷售,可見其并非涉案種子的銷售者。徐某某自身亦為涉案種子種植戶,宮某某與其合同約定的收購價為每斤0.45元,徐某某與張某的收購合同,收購價亦為每斤0.45元,可見徐某某沒有牟利行為,宮某某亦認可張某所種植玉米應由其代表楊某某收購。故徐某某與張某簽訂的收購合同,應為徐某某代表楊某某、宮某某與張某簽訂,其行為屬代理行為。故不應對張某的經濟損失承擔賠償責任。關于張某的經濟損失,齊齊哈爾地區(qū)甜玉米(帶苞葉鮮果穗)平均畝產量約為2,500斤,張某與徐某某簽訂的收購合同約定每斤0.45元,平均畝收入1,125元。涉案玉米種子雖不符合國家質量標準,造成減產,但確有產量,張某應予收割,并履行種植收購合同。張某未收割,其放棄的玉米產量應自行承擔。張某與宮某某在通電話時,自認畝產僅1000來斤,系其自行估算產量,而龍江縣種子管理站對鄭慶學所種植甜玉米的測產結果為畝產400.02公斤,本院按800斤確認張某的玉米產量,故張某的合理經濟損失為平均畝產2,500斤扣除800斤玉米產量,按每斤0.45元計算張某的每畝經濟損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七條、第十一條、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三條之規(guī)定,判決:一、上海粒粒豐農業(yè)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三日內賠償張某267,750元;二、楊某某對上海粒粒豐農業(yè)科技有限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三、駁回張某的其它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9,616元由上海粒粒豐農業(yè)科技有限公司負擔4,423元、由張某負擔5,193元。粒粒豐公司不服原審法院上述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1.僅憑一份沒有日期的證明,不能證實張某購買并種植的種子是我公司銷售的種子;2.(2014)龍江刑初字第3號判決書認定的東北農業(yè)大學司法鑒定中心所鑒定的種子來源不明,沒有法律效力,不能證明種子存在質量問題;3.原審法院核定損失有誤,在張某與宮某某的通話中張某曾自認畝產有1000斤;4.張某要求我公司賠償?shù)脑V訟時效已過。二審審理查明,通過粒粒豐公司為楊某某出具的證明,及楊某某自認僅在粒粒豐公司采購過一批金菲牌甜玉米種子1,500斤,涉案種子應為楊某某以個人名義在粒粒豐公司購買。二審審理中,雙方均未提供新的證據(jù)。本院認為,公民合法的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張某購買粒粒豐公司生產的甜玉米種子,并進行種植,因種子質量不符合國家質量標準,造成減產并導致其經濟損失,作為該種子的生產者,粒粒豐公司應對張某的經濟損失承擔賠償責任。通過一、二審調查,楊某某僅向粒粒豐公司購進過一批金菲牌甜玉米種子1,500斤,結合粒粒豐公司出具的證明,本案中張某使用的種子應為粒粒豐公司生產。粒粒豐公司上訴對龍江縣種子管理站及龍江縣公安局委托東北農業(yè)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做出的鑒定意見持有異議,但沒有提供鑒定程序違法及鑒定依據(jù)明顯不足的相關證據(jù),該異議不能成立。關于張某損失計算問題,雖然張某在與宮某某的通話中,曾自認畝產僅1000來斤,但庭審中張某明確表示,當時所說的1000來斤僅為估算,并非準確產量,故原審法院依據(jù)齊齊哈爾地區(qū)甜玉米(帶苞葉鮮果穗)平均畝產量計算損失數(shù)額,符合客觀事實。對于粒粒豐公司上訴提出的本案已超過訴訟時效的主張,因有證據(jù)證明楊某某在涉案種子存在質量問題后,已經向粒粒豐公司主張了權利,故本案并未超過法定訴訟時效期間,其該上訴理由亦不應予以支持。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一款一項之規(guī)定,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9,616.00元,由上海粒粒豐農業(yè)科技有限公司負擔。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梁英
審判員 嚴鳳蘭
審判員 孫憲軍

書記員： 張冬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