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人（原審原告）：郭某，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區(q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郎秀麗，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區(qū)。

委托訴訟代理人：周玉純，北京法盈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郭某因與被上訴人郎秀麗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區(qū)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11606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立案后，根據(j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區(qū)開展民事訴訟程序繁簡分流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依法適用第二審程序，由審判員高貴獨任審理，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本案現(xiàn)已審理終結。

郭某上訴請求：1.依法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支持郭某的一審訴訟請求；2.一審、二審訴訟費由郎秀麗承擔。事實和理由：一審舉證責任分配不公。訴爭60萬元確系郎秀麗向郭某所借款項，郭某向郎秀麗客觀交付了款項，在郎秀麗抗辯60萬元系郭某償還某筆借款后，郭某已就該筆借款的償還情況進行充分舉證，即2016年3月7日就通過轉賬償還了該筆款項。在此情況下，郎秀麗沒有對償還該筆借款行為作出合理解釋，足以說明其辯解不成立。一審認定該項主張不符合交易習慣是片面的，雙方約定借款利率較高，郭某為了減少借款利息的支出，當然有權提前還款。

郎秀麗辯稱，不同意郭某的上訴請求和意見，同意一審判決結果。

郭某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1.郎秀麗償還郭某借款人民幣60萬元；2.訴訟費由郎秀麗承擔。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郎秀麗曾系郭某的弟媳。2016年5月12日，郭某向郎秀麗轉賬60萬元，用途及附言均未備注。庭審中，郭某稱該筆轉賬系郎秀麗向其提出的借款，僅有上述銀行轉賬憑證予以證明，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證據(jù)證明上述款項系借款性質。

對此，郎秀麗不予認可，向一審法院提交2016年1月8日借款合同復印件、借條照片五張（落款時間分別為2015年2月1日、2015年2月6日、2015年5月11日、2015年3月26日、2016年2月28日）、北京市中信公證處卷宗并申請調(diào)取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三中院）民事二審案件詢問筆錄及庭前會議筆錄，證明之前郭某多次向郎秀麗借款，郎秀麗不存在向郭某借款的事實。其一，2016年1月8日借款合同復印件顯示：郭某（乙方、借資方）向郎秀麗（甲方、出資方）借款人民幣936537元整，甲方自2016年1月8日借給乙方，乙方于2016年4月8日前還清甲方。郎秀麗在甲方處簽字、郭某在乙方處簽字并加蓋北京利德瑩工貿(mào)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利德瑩公司）公章。借款合同下方，郎秀麗備注：“今收到郭某現(xiàn)金（轉賬）60萬元整，還剩336537元。2016年5月12日?！睂Υ耍撤Q其未簽訂過該借款合同，實際收到借款30萬元，利滾利變成936537元，且本案借款已經(jīng)在2016年3月7日轉賬60萬元還清，之所以在沒有簽訂借款合同情況下還款系基于借款合同上加蓋了利德瑩公司公章且雙方系親戚關系。郎秀麗認可收到2016年3月7日60萬元，稱該筆款項系償還的公證借款。

其二，借條照片五張，郭某不認可真實性，認為五筆借款已經(jīng)還清，且與本案無關。

其三，北京市中信公證處卷宗顯示：郭某（乙方、借款人）向郎秀麗（甲方、出借人）借款人民幣60萬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11月7日至2013年5月6日。對此，郭某稱雖然進行了公證，但是郎秀麗沒有向其轉款。

其四，三中院案件詢問筆錄及庭前會議筆錄，顯示：郭某為上訴人，郎秀麗為被上訴人，“法官：你們之間有多少筆借款？被：現(xiàn)在還剩五筆。法官：如何區(qū)分你的還款針對哪筆借款？上：按照日期。被：還清一筆我就給她一個原條。上：除了這五筆之外還有其他沒給我借條的情況?！睂Υ耍巢挥枵J可，認為與本案無關。

一審庭審中，郎秀麗稱自2010年起郭某多次向其借款，借款金額超過5000元時，其均要求郭某出具借條。借款還清后，郎秀麗再將借條原件還給郭某；涉案轉賬系郭某償還其之前借款，而非其向郭某借款。對此，郭某稱，郎秀麗向其借款時，因為雙方系親戚關系，故沒有要求郎秀麗打條。借款沒有約定利息也沒有約定還款期限，從2016年5月開始其通過電話方式向郎秀麗催要借款；郭某未向一審法院提交關于催要的證據(jù)。

一審法院認為，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十七條規(guī)定：“原告僅依據(jù)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被告應當對其主張?zhí)峁┳C據(jù)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jù)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北景钢校硟H依據(jù)銀行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郎秀麗抗辯轉賬系償還之前的借款并向一審法院提交了借款合同復印件等證據(jù)予以證明。雖然郭某對借款合同不予認可，但認可利德瑩公司公章及部分借款事實，并向一審法院提出2016年3月7日轉賬60萬元系償還該筆借款。一審法院認為，其一，借款合同顯示該筆借款到期日為2016年4月8日，2016年3月7日轉賬發(fā)生時該筆借款尚未到期，對于郭某的該項主張不符合一般交易習慣，一審法院不予采信；其二，從借款合同備注看，2016年5月12日郭某向郎秀麗還款60萬元系償還該筆借款；其三，結合雙方交易習慣及三中院筆錄中郭某未提到郎秀麗尚有向其借款未還情況，一審法院認為郎秀麗已經(jīng)盡到相應舉證義務。郭某仍應就雙方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規(guī)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jù)?！薄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規(guī)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jù)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jù)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jù)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jù)或者證據(jù)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二條第一款規(guī)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訴時，應當提供借據(jù)、收據(jù)、欠條等債權憑證以及其他能夠證明借貸法律關系存在的證據(jù)?！北景钢?，郭某未再提供其他證據(jù)證明其與郎秀麗之間存在借貸關系，應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一審法院無法確認該筆轉賬系郎秀麗向郭某的借貸。郭某的訴訟請求，證據(jù)不足，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綜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二條第一款、第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之規(guī)定，判決：駁回郭某的訴訟請求。

本院二審期間，郭某向本院提交2016年3月7日和2016年5月12日銀行轉賬記錄2張，證明2016年3月7日的60萬元是對郎秀麗的還款，2016年5月12日的60萬元是對郎秀麗出借的款項。郎秀麗認可上述證據(jù)的真實性，不認可證明目的，并表示其提前還款有悖常理，且其在原二審筆錄中認可其向郎秀麗還款按日期，故在其沒有證據(jù)證明已經(jīng)償還到期公證借款的情況下，先于償還未到期的借款，陳述矛盾。郎秀麗未提交新的證據(jù)。

本院經(jīng)審理查明的事實與一審法院查明事實一致。

本院認為，綜合當事人的訴辯主張和查明的事實，本案二審的主要爭議焦點為郭某是否有權要求郎秀麗償還訴爭60萬元借款。

本案中，郭某主張其于2016年5月12日向郎秀麗出借60萬元，雙方之間存在民間借貸關系，故郎秀麗應當償還借款。郎秀麗則主張該筆款項系郭某用于償還2016年1月8日《借款合同》中郎秀麗所出借的款項。對此本院認為，首先，《借款合同》中所備注的“收到郭某現(xiàn)金（轉賬）60萬元整”、落款日期“2016年5月12日”，與訴爭60萬元款項轉賬時間一致；其次，郭某二審庭審中明確表示不清楚2016年5月12日之后郎秀麗是否償還過借款，并表示雙方資金往來混亂，沒有對過賬，但本案訴爭款項數(shù)額較大，郎秀麗曾多次以民間借貸糾紛為由起訴郭某要求償還另案借款，郭某在另案中均未提到郎秀麗曾有向其借款情況；最后，結合雙方之間交易習慣可知，雙方之間的大額借款通常采取進行公證、簽訂借款合同或借條的方式進行，但對于訴爭60萬元款項，郭某并未簽訂任何書面協(xié)議，亦未在轉賬處備注任何附加信息，不符合此前雙方的交易習慣。故綜合上述情形，本院難以認定訴爭60萬元款項系郭某向郎秀麗出借的款項，一審法院根據(jù)本案實際情況，認定現(xiàn)有證據(jù)不足以證明雙方就訴爭60萬元存在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并判令駁回郭某的訴訟請求，并無不當。郭某的上訴理由缺乏依據(jù)，本院對此不予采信。

綜上所述，郭某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guī)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9800元，由郭某負擔（已交納）。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員　　高　貴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法官助理　　謝　薇

書 記 員　　陳昭希

書 記 員　　張旭燃